三辆自行车的故事

Sharry

三辆自行车故事(一)  

飞鸽牌28自行车

记忆中，对自行车喜爱可以追溯到上小学三年级时，吉林海龙县山城镇一个同学家有一辆破旧自行车，光秃秃的只有一个车架子、两个轱辘，不能骑行只能推着走。就是这辆破自行车吸引，自己经常到这个同学家串门推它玩耍。

1951年全家由沈阳市皇姑屯搬迁到了天津市河北区堤头大街长项胡同十九号"东北大院"。小王庄有出租儿童自行车的车铺，遇上星期天约一位要好同学，到车铺租一辆儿童自行车，半天租金好像是5角钱。到三十五中学校大操场两个人轮流骑车、扶车，没有两三次两人就都学会了骑自行车。刚学会骑车特别有瘾。中午放学不回家吃饭，有机会就找有车同学借车在大操场骑上几圈过过瘾。五十年代初，自行车在一般家庭还不是很普及。当时天津比较流行的自行车有:除国产上海永久、天津飞鸽、沈阳白山、广州红棉自行车外，就是东德、捷克、匈牙利进口车，当然西方及日本国家的名牌车风头、三枪、飞利浦、富士、掘井……也有但不多。

1952年天津市筹建天津缝纫机厂，父亲被聘为建厂技术顾问，每月都有些兼职顾问津贴。52年暑假经父亲介绍，自己和邻居两个小伙伴到一家铸件厂勤工俭学打工，给机车配件-闸瓦托铸件用滚筒清砂、手工铲剔毛刺、涂防锈漆.....一个暑假打工下来挣了三十元，如数交给了母亲。

快开学了。有一天母亲给了自己一百六十元，“你自己到百货大楼买辆自行车吧，免得以后总借人家自行车骑了”。那年刚念完初中一年级，还不到十五岁。对父母的奖励心里特别高兴，立即由家跑步到了百货大楼一楼自行车部，学着大人挑选车的样子选定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按牌价157.5元付了款。非常兴奋地将自己人生第一辆自行车骑回了家。有意思的是买来的新车没过几天，崭新自行车的前后挡泥板就被拆掉，成了自己心目中的“跑车”，为此还“骗”母亲说这是保护自行车，怕挡泥板上锈坏了。

这辆飞鸽自行车为自己上高中立了功劳。耀华学校在和平区南京路上，自己家住在河北区堤头大街长项胡同19号东北大院，两点之间我的自行车程是40分钟。三年中，风里来，雨里去它始终陪伴著我。

1958年秋，全国经济以钢为纲，钢铁元帅要升帐，全民日夜兼程确保1070万吨钢指标完成。当年的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小土群炼钢炉需要鼓风机，电鼓风机不够用，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鼓风机，我将我的飞鸽自行车贡献出来，将它改成自制鼓风机的动力机，它不再是交通工具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的故事。

Sharry

三辆自行车故事（二）

红旗牌自行车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中国经济到1965年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市场上基本生活用品供应比较充足，各式商品品种、规格、花色也逐渐多了一些，当然无法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相比较。当年天津除了生产飞鸽牌自行车的飞鸽自行车厂外，还有一家红旗自行车厂，座落在天津河北区北洋桥附近，它生产红旗牌自行车。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红旗自行车厂生产条件比不上飞鸽自行车厂，红旗自行车质量不如飞鸽自行车，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也低一些，两个厂家的28标准自行车售价比为145：157.5（数值可能有些出入）。可能是红旗自行车厂要追赶飞鸽自行车厂，1966年初，红旗自行车厂推出一个新品种，外观仿日本富士的26式男车，市场售价150元/辆。自己比较喜欢富士样子的自行车，所以在1966年5月就买了一辆26式男红旗牌自行车。

1966年，在中国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那一年八月十二号傍晚，自己骑上喜欢的红旗自行车和四位同事到北洋桥会和后，五个人满怀革命激情骑自行车连夜赶往文化革命圣地北京看革命大字报。到了北京赶上瓢泼大雨，冒雨骑车先到北京大学看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及其他革命大字报，后又去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等院校参观学习。八月十六日乘火车回天津，自行车随车托运回来。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将喜爱的红旗自行车存放到了堤头父母家，没有骑回九十六中学教工宿舍自己的家。

自从那年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全国掀起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抄家风暴。

我的父母家难免文化大革命抄家洗礼。我父亲原是一家专做铁路机车配件私营工厂厂长。1956年该厂被公私合营，他继续担任公私合营后工厂厂长工作。因为他有原私营工厂的股份，所以我父亲成份被定为资本家。又因为父亲会日语，故在文革中父亲戴有资本家和日本特务两顶高帽。文革中，我的一个妹妹还是师大外语系学生。因此，父母家先后师大外语系和父亲工作的工厂红卫兵抄家两次。我放在家里的那辆红旗自行车自然成了被查抄物资给革命的红卫兵抄走了，从此没再回来……

巧的是我的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第二辆红旗牌自行车都革了命，不过飞鸽自行车是自觉革命，红旗牌自行车是被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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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辆自行车故事（三）

凤凰自行车笔者刘廉生

文革前，父亲月工资是149.5元；文革开始后，父亲被下放劳动改造，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

1971年，天津开始落实政策。父亲问题被定性，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由工厂红卫兵查抄的东西有一部分给退还回来，有的东西没了下落，如红旗自行车就不了了之。前几年被扣的工资给了部分补发。那个年代人们工资收入水平很低，一个普通家庭收入只够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像现在家里都有些存款，添置些东西，如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电视机都不太费劲。父母手里有了落实政策的几千元，那就显得很有钱了。自己有一个上山下乡到甘肃农垦兵团十一师当农垦战士的妹妹，还有一个到山西陵川生产队插队务农的弟弟。还有天津师大外语系的妹妹是1967年毕业生，1968年被分配到河北省衡水地区农村劳动。在天津工作或读书的还有三个妹妹。做父母的没有不心疼惦记自己儿女的，父母拿出一大部分钱分给了我们做儿女的每个人，一人一份。我用父母分给自己的四百元钱，花170元买了凭票供应的上海生产的凤凰28自行车一辆；买瑞士进口《百浪多》手表一块，用去了175元。

我的天津96中学同事、好朋友杜世恩先生，家在北京，爱人没有正式工作，有三个子女都在读书，家庭经济生活很困难。1974年春天，申请调到北京工作得以获准。不过杜先生的家和他的工作单位丰台区岳各庄中学距离较远，没有代步交通工具上下班是比较困难的。自己当时的家就在工作的学校内，基本是宿舍-办公室两点一线生活方式，没有自行车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经过家庭内部协商，决定将凤凰自行车送给好友杜老师，帮助解决上下班交通困难问题。

1977年，杜老师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他自己添置了一辆新自行车。暑假里杜老师又将凤凰自行车托运到天津，给了自己......

三辆自行车的故事讲到此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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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i

有道理。。。